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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基金是這一輪科技創新的主流

價值中國:林老師,您好!您之前介紹過當前中國母基金產業90%以上的資本來自國有資本,總體規模實力雄厚。為了進一步實現母基金的市場化,應該怎樣處理政府、國企、和市場之間的關系?

  林寧:這恰恰是中國經濟現在發展的一個軟肋。什么意思?不是中國沒有錢,有錢,但是不流動的錢就跟磚頭一樣。我們習主席說房子是用來住的,我們那個錢也是要由用來流動的,不流動的話怎么產生價值? 怎么發揮市場化作用這一問題,其實是我們的各個母基金的角色層、甚至是母基金的上級領導部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中國前些年,特別是2017年之前,大家對中國的母基金是很樂觀的。15年、16年一直到17年可以看到母基金的隊伍越來越壯大,而且特別是政府引導基金猶如雨后春筍。那個時候大家找到了一個支付工具,因為本屆政府減政放權,把很多過去的中央政府權力下放,政府引導資金的行為由地方政府自己來解決,起到了帶動經濟、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職能。

  但是到了17年底就開始出現了一些萎縮,到18年就出現了錢荒,本來還有很多的企業和基金都認為到19年情況能夠反轉,可是目前來看,19年的形勢實際上是延續了18年的錢荒并且更加深入。在這種情況下,央企、國企的基金,90%多的大量資金囤積在那不敢動。

  不敢動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主觀原因是經驗不足,因為我們的母基金缺少像前些年那些市場化的基金,比如在市場中打拼出來的LP、GP,缺乏一線實踐經驗,導致面對這么大的一個資產的重負時不敢輕舉妄動,并且人才這方面也是稀缺的;第二個原因是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美國在貿易戰中把中國的很多實體經濟,特別是出口型經濟的大門封鎖了,這些出口型經濟的企業,他們的產品出不去,那么勢必會蔓延,影響到給他們投過資的這些子基金,這些子基金的業績又會暴露在母基金的視野中。母基金是要挑頭部的基金,但是很多出口型企業當年效益都非常好,現在因為一個外來原因導致形勢反轉,這些好企業反而不如當時他們看上的那個情況,所以這個時候母基金肯定更加謹慎。 另一方面,我們中國母基金的發展和管理現在還處在一個比較早期的階段,為什么?因為這么多的行業、企業、基金,作為母基金,主觀上是想挑出所謂叫做頭部的好的基金。但是標準是什么?怎么來判斷?怎么去發現?因此需要進行母基金的信息化平臺的建設,特別是信息化平臺和端口對接問題,如和投資的那些子基金實現端口對接,通過子基金和項目的端口對接,使投資變得信息透明,這樣才能夠得到一個統一的標準的決策依據。如果每一個基金都有自己的一套體系,其標準都不一樣,榜單列出來的也不容易比較,所以這個在中國的基金業的發展和建設上,我覺得還需進行彌補,否則的話很難通過人工解決這個問題。

價值中國:那么比如說一個母基金或者是基于數據的平臺進行對接,誰適合來做這件事?什么類型的機構?

  林寧:我想如果是央企、國企的基金,應該是國家的信息辦公室,他們主管信息安全的這些,他們選擇出來公司、企業或者是團隊來解決這些共性化的問題,也便于國家信息的安全以及管理和管控。

  但是一些市場化的母基金,其實他們是領先的。因為他們有很多管理人曾經來自于高盛、來自于海外的基金,他們那邊在管理的時候,已經使用了這種管理工具和方法。那么他們在中國的這種情況下,會有相關的一些經驗,這個方面就是同步的。

價值中國:您認為當今中國發展母基金面臨的最大挑戰,或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林寧:母基金現在其實和我們的PE、VC面臨同樣的痛點,就是募資難。因為盡管央企、國企的基金是從我們的某些部門劃撥出來了一部分資金作為市場化的目的來啟動的,但是作為市場化的基金,不能永遠依靠財政撥款。

  建一個基金相對是比較容易的,但是把它管理好、發展好,達到它應該在我們當今歷史時期發揮的歷史作用,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首先一個母基金應該是一個戰略性基金,其選擇、篩選項目的思路應該瞄著至少10年到20年后能在世界經濟格局當中占有份額的或者是領先的一些新技術、新的未來。目的是在那個時候,我們在那個格局下能夠不落后,甚至能夠領先。這就是第一點,即要有戰略性的思維,一定不能短視!

  另外,這些母基金和中國的央企、國企有很深的淵源,而且技術、實力和資源的對接比較暢通,也容易把握中國的需求和方向,所以這是他們能力范圍且責無旁貸的。但是實際上我們的母基金中,因為很多人是從機關下來的,他們的從業經驗不是在產業第一線,因此他們習慣去尋找一些有第一線經驗如在GP、VC、PE工作過的人,特別是有業績優勢、在行業內有有一定影響力的這些人,然后把他們的挖到我們的母基金里來,其實這件事情上前者這些人對中國經濟企業的理解應該是可以的,運作能力也是可以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母基金所關注的是長線,但是那些基金在那些年成長的經驗和能力都是抓短期,因此會導致母基金短平化。短平化后解決不了自己的市場困難,反而構成了一個現在市場上的很多民企或者社會上的基金的競爭對手,所以現在很多民營的基金在募不到錢的時候,會認為原因可能是現在的所有制在排斥他們,使他們出局,其實并不是這樣。至少從政策的指引和出發點,即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共同發展,我覺得在繼續深入改革開放的方針下沒有變。中國的母基金在發展中,自己要想再募資更難。一個市場化的基金,要用市場化的方法進行募資,它本來體量就大,募得又多,那么有什么人能夠提供如此多的資金來服務和并肩發展呢? 有些基金對中國的國情不是非常的了解,對宏觀層面了解并不是很深。過去有很多基金和物資通道是來自于海外,特別是在之前那些年,人們覺得社會上的流動性很旺盛,然后國有、央企的這些成員們覺得看到了外面風景無限好,覺得自己被困住了,實際17年、18年并不是如此,為什么到18年突然斷崖式的下降了呢?為什么17年下半年就開始收縮?是因為美國和中國的貿易戰已經開始動作了,17年年底有大量的中國企業到境外上市。美國在動手之前,很多市場化的資金在向外流出,這是美國對中國采取貿易摩擦或者說貿易戰的一個主動行為。但是我們很多人總不愿意相信是這樣一件事,總認為我們只要保持一個好的態度就能避免和挽回這件事。實際上,中美貿易戰真正發生以后,我們中國政府做了極大的努力,但是這種努力我認為也是對中國國民的一種教育,否則的話他們不認為美國是這樣變本加厲。在這種形勢下,外國的資金還能給中國募資嗎?

  所以我認為可能合作和各個方面融合以及繼續開放是在子基金層面,因為母基金的募資存在問題。包括現在私募基金、母基金都在講痛點,全是募不到錢。募不到錢,就很難會投出去,企業就很難發展,繼而很難有其他的的上市公司的上好表現,這是一連串的系統問題。

價值中國:風險投資行業在中國的發展已經20多年了,您對中國現在和未來的風險投資行業有什么建議?在當前形勢下,母基金行業與風投基金行業應當如何互動?

  林寧:PE、VC同樣面臨相同的問題,但是PE、VC的資金來源和母基金的資金來源在啟動時候是不一樣的。有些基金特別是央企、國企母基金是依靠當地的財政,然而市場上的這些PE、VC從來就沒有依靠過這些錢。那么,市場上的這些PE和VC可能在錢荒過程當中更早地感覺到了寒冷。他們在18年就已經感覺到了寒冷,母基金是在19年才開始的。

  這個問題為什么會是這樣呢?其實市場上的PE、VC募資原來的來源大概有五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是銀行,如銀行的理財這一塊,大概會占當時市場上的PE、VC每年募資的25%左右,是個很大的數字。第二個是保險資金,包括社保在內的保險行業的資金當時也是市場上募資的一個方向。第三個方向是當時出現的財富管理通道,私募了很多公眾、社會眾籌來的錢。第四個即家族辦公室這一塊,也仍然是我們中國現在市場上的基金的一個資金來源,中國已經進入此階段。第五個就是中國的母基金。但是在17年到18年錢荒的時候,在資管新規出現以后,因為資管新規對行行業業的資管導致銀行、險資的錢受到限制。

  這又涉及到嵌套,通俗點就是要打穿。原來我們過去是一層一層的,然后現在第2層、3、4層全被市場化了,民營的部分消失了,表面上是國有,下面又是混合,然后再往下撕,最后的真正控制權有很大的風險。將其打穿,實際上作為國家是防風險,把一些隱形債務浮到水面,然后資管新規使其浮到水面進行嚴格的監管,使我們的經濟能夠在一個好的狀態下發展,這是他們的出發點。但是事實上在17年的時候,社會上大量的外資企業不再進行資金支持了,在國境內的也不允許做這方面的事了。還有一些已經17年年底走出去了,市場上這一塊錢缺乏了。 過去剩下還有銀行的資金,資管局也在這個時候進行了制止,因為國家發現資金存在漏洞,而且這些漏洞很多,銀行的錢被套走了,所以銀行就馬上采取措施來把控。政策的把控出發點雖然好,但是因為這么多年的經濟發展是開放發展,你中有我中有你,在控制的時候,也就把一些民營企業也控制住了。技術和資金缺失以后,民營企業的訂單也被封鎖了,這就產生了相關的風險連貫性。所以這些基金當中銀行的不行了,險資的不行了,財富的因為P2P的這些問題也不行了,互聯網金融最后產生的一些類似企業在一些不好的事件出現之后也都暫停了。新的技術很多人不太了解,管理方沒有完全跟上。這并不是想遏制這些行業,而是要評一評,看一看,穩一穩,有了辦法之后進行控制,然后再往下發展。因為這些都是突發而來的,速度太快,新技術變革太快,東西來的也太猛,我們的管理人員以及資金的風險管控都面臨很大的挑戰。

  那么導致所有這些基金都出問題以后,當時只剩下母基金了,而母基金因為我們國家對國有企業的資產保值、增值有要求,一旦出現了虧損,那么負責人、國企的負責人是要負責任的,終身追責。

  在這種情況下,做母基金不是他們過去熟悉的事情,他們既不熟悉,又存在這樣一個高壓,就導致很多人都不太敢于往前走。創新對基金、企業就顯得尤為重要了,然而這些模式創新、思路創新、方法創新恰恰比較缺乏。這就陷入了兩難境地,一方面在他們力不從心的時候,不能去盲目投資,另一方面如果不動也不合適。我們市場上很多錢,特別是雙創期間成立多了很多小企業、小基金,投進去全失敗了,業績都不好。這個形勢下那些企業跑不了,他們募資都會出現一些麻煩,也就是說形勢是個惡性循環,但是同時要創新還要將目光放長遠。

價值中國:您認為區塊鏈科技會給金融投資行業帶來什么影響?有哪些核心的關鍵點?

  林寧:比如說剛才我講的母基金行業,包括基金信息化平臺,這種平臺在近期很多方法當中都會使用區塊鏈技術。因為它在管理信息、信息的保真、效率等類似問題中有自己特別的優勢。但是區塊鏈技術仍然不是底層技術,仍需要在區塊鏈技術上完成根據每個行業的需求而進行的創新和發展,實現和其他技術的融合。 區塊鏈在這些年有了很大的變化和進步,在功能、邏輯和算法上有了管理,但是仍然存在信息安全和信息不透明的問題。但這些技術早期都會有完善,并且它的門檻并不高,所以被現在應急采用起來相對比較順手,同時需要找到一些可以管控的方式,要能解決現實問題才能持久。

  央行所提的是把虛擬貨幣和紙幣進行對應來解決一些問題,比如一些資金管理方面的推動問題,這些都在業內和分工范圍內進行著。所以現在區塊鏈的推出仍然是要在國家的金融法和各個方面的框架支持下去找自己的定位,這才是可以生存和發展的準則。

  中國已經有胸懷繼續改革和進一步開放這些新的技術、數字技術,所以我認為對區塊鏈的應用場景而言,現在應該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時機。特別是最近,最高價值中國:現在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高科技,數據和網絡在如今也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您認為大數據、信息網絡應當如何實現與資本的融合?

  林寧:這些我覺得是投資人應該關注的一個問題,這也是我們自己的一個軟肋。我們很早就知道國際產業鏈、世界產業鏈,一進入WTO就講的是把中國融入世界產業鏈。這個名詞我們并不陌生,但是我們的企業在這么多年的發展過程當中,對產業鏈的理解大多數都是產業上下游關系、產業貿易關系、經濟關系,比方說供應鏈。但是實際上這些是產業鏈當中的重要的元素,它相當于我們人體當中的五臟六腑的分工。

  生命是一個系統,五臟六腑起分工作用,但是如果就是這樣的分工,那么五臟六腑的生命狀態是什么情況我們很難明確地了解,什么意思呢?比如說植物人也是一個人,他的五臟六腑也是健全的,可是他不能做正常人該做的事,他缺少什么?中樞神經。中樞神經使人這一整體產生生命力,使五臟六腑之間產生關聯性,彼此之間都有關聯性,事物也是如此。這些信息技術把它們關聯起來之后,我們才能夠掌握到一個產業垂直產業鏈中的所有企業的情況,包括哪些不好,哪些存在問題,什么企業是要淘汰,需要什么產品,外資企業和中國企業的定位等。

  然后才能知道怎么樣去規劃每一個產業的生態,怎么樣去規劃和配置資源,怎么樣規劃市場。如果沒有這些而是盲目地讓市場自由發展,則很可能導致惡性競爭。現在很多信息技術把它們全部銜接起來,構成的雛形加上AI等技術及互聯網在產業鏈中的發展進一步實現優勝劣汰和產業結構轉型。這樣也能把握方向,合理進行資源配置。

  而且我發現在民企當中有很多不錯的經濟體,發展也快,國家和政府也應加大支持。產業鏈、信息產業、互聯網產業一定不是純靠理論產生和發展的,而是從產業的需求當中成長出來的,需要了解哪個地方是風險,哪個地方要控制,哪個地方是節點。物聯網、AI技術等是未來的一個基礎,一定都要從需求端底層成長出來。

價值中國:您怎樣看待中國經濟轉型中金融投資行業、以及母基金發展的前景?

  林寧:這個階段下,中國的基金行業、中國的產業狀態包括企業狀態都是這么多年來面對的最嚴峻的挑戰。18年、19年、甚至20年的這個階段已經把中國的很多方方面面包括底層的問題全都暴露出來了。

  第一個最大的問題是中國的產業和經濟的發展這么多年是依賴于美國古老的以及歐洲那些古老家族的商業,即他們已經締造的一種商業格局。在他們的體系中,中國企業可以變得很優秀,但是如果一旦他們的體系跟你說NO,就發現所有的行為和能力都是殘疾的、扭曲的、不健全的。因為是依賴在他們的金融體系、文化理念等基礎之上,他們一撤梯子,我們便會發現到處是問題。之前很多中國的民眾是不相信的,也不愿意相信,但是現在這兩年我們已經看清楚了,換句話說,中國人開始在這些問題上覺醒了。覺醒之后,這兩年我認為就到了觸底階段。

  現在母基金保留的實力和企業家這些年在市場經濟當中鍛煉、學習的經驗以及對世界的眼光、能力要集成起來,在新時期、新的經濟形態下,要形成一個自己的經濟形態,并且去筑底。在這個時候我們崛起了,開始站在今天21世紀20年代的歷史臺階上,去構建中國未來能夠發展的一切基礎,然后再在這個基礎上去發展。所以現在的任務就是打基礎,過去沒有走好這一步,民營企業在40年中發展短暫且不穩定。這點上我們應該像比如歐洲那些百年企業的經濟體系學習,建立穩定的結構。

  中國現在開始重新打造體制還有機會,從體制上開始完成這樣的建設,就不會出現你將來發展不穩定的問題。現在我們的經濟生態圈是要融合中國開放的體制,甚至融合很多國家一起來做。就像我們蓋房子,他們是200年前蓋的房子,我們今天是21世紀20年代去設計,就要有理由更好,更符合中國現實。 我們現在有了經驗、歷史、能力和資金,再加上包容開放,這就是中國的希望和機會。

價值中國: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這些發展又有什么樣的機遇和挑戰?

  林寧:中國其實向來就是擁抱世界的,中國人這么多年來其實也是擁抱世界的。我們有積極的態度和合作精神,但是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這么多的人要發展起來,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要依靠別人也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自己以后才能發展。現在我們不怕事、不惹事。

  另外一個就是國防力量一定要強大起來,因為如果國防力量不強大,沒有自己的強大的軍隊,就沒有自己的安全。沒有自己的安全,就不可能指望自己有和平發展的機遇。這些也是中國當下重中之重正在解決的問題。

  (2019年11月,采訪/統稿寇欣然)

林寧
簡介

林寧,中國科技金融促進會風險投資專業委員會(中國風投委)秘書長。林寧是中國風投委領導集體的重要負責人之一,親自參與了中國風投委與俄羅斯國家風險投資公司兩國間成功合作的談判;在中國風投委與中國母基金聯盟聯合發展的決策和推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國家錢學森智庫顧問決策委員會委員,AVCJ亞洲創業基金期刊副主編。
曾在原航天部某雷達研究所任研究室副主任,獲部級科技進步一等獎。后調入原國家科委(現科學技術部),歷任火炬中心綜合計劃處副處長、企事業管理中心國際合作處處長、火炬高技術產業公司法定代表人兼總經理、東方火炬信息網絡工程公司副董事長。在國家科委任職期間,為國家火炬計劃的實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成立和建設做了大量工作,成績顯著。在開展國際合作中,促成國家科委企事業管理中心與紐約州中小企業發展署簽訂了中美中小企業合作協議。先后多批次地帶領美國議員和企業代表團訪問并考察了中國的遼寧、河北、山東、江蘇、湖北、四川、廣東等地區,協助各地國家級高新區區招商引資。
還先后擔任過原國防科工委中國亞太移動通信衛星公司總裁助理兼運營托管總監、原瑞誠管理集團執行董事兼副總裁、原香港活力元泉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裁,參與了許多國內企業的上市資源整合、資產重組,熟悉資本市場上多種形式的運作,在中國風險投資行業和中國科技金融領域內具有一定的知名影響。

2010~今
中國科技金融促進會風險投資專業委員會(簡稱中國風投委)秘書長、國家錢學森智庫決策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0~2009
歷任原國防科工委中國亞太移動通信衛星公司總裁助理兼運營托管總監、原瑞誠管理集團執行董事兼副總裁、原香港活力元泉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裁。
1990~1999
歷任原國家科委(現科學技術部)火炬中心綜合計劃處副處長、企事業管理中心國際合作處處長、火炬高技術產業公司法定代表人總經理、東方火炬信息網絡工程公司副董事長。原國家統計局特邀研究員。
1980~1989
曾任原航天部某雷達研究所天線研究室副主任,高級工程師,獲部級科技進步一等獎。先后于北京大學無線電系、中央黨校經濟管理學院畢業、并德國經濟管理學院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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